试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必要性及其在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的

　　一、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及其必要性

　　由此我们可以对这一原则作如下理解。一是明确性原则。法律应该明确具体规定哪些行为成罪当罚，该定何罪，受到何种处罚。二是法律不溯及既往。从法律溯及力来看，新法优于旧法，轻法优于重法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。从法律追诉时效的角度来讲，一旦经过追诉时效，此行为也不受刑法追究。三是禁止类推。类推作为特殊时期的产物，曾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，但类推的适用增加了法的不确定性，使定罪量刑处于不明确状态中，有违刑法理念和罪刑法定精神。四是司法解释不能超越法律。五是禁止不定之刑。法即无明文规定为罪，则行为人不受刑，这是罪刑一致的要求。

　　一是反对封建社会罪刑擅断斗争的必然要求。无论是古代的西方还是东方，凡是在实行专制的社会中，君主大权独揽，集立法、司法与行政大权于一身，实行的是罪刑擅断。君主掌握着生杀大权，刑法被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。当人类资本主义文明时，为防止审判中的罪刑擅断，才有必要把罪与刑明文规定下来，从而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，因此它对防止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起到了重大作用。

　　三是充分保护社会公平和法益的必然要求。法律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天平。罪刑法定就是要用安定明确的法律规定定罪量刑，法的目的具体于刑法上就是保护法益，包括行为人的自由。要用法定刑对法定罪，实现罪刑相一致，实现刑法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。

　　二、罪刑法定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

　　从我国刑法对犯罪与刑罚的具体规定来看，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法治中也得到了一定的体现。一是罪之法定。作为罪刑法定的根本要求之一，我国刑法第13条对犯罪概念作了明确回答，为罪与非罪划分了界线，制定了罪的标准。这一定义强调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的本质特征，使社会危害性在刑法规范中得到明确具体的反映。同时又将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规定为违反刑法的行为，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。刑法也规定犯罪构成的要件，为区别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提供了依据，划分了界线，为罪与非罪、此罪与彼罪提供了一般的标准。刑法的总则部分还明确了犯罪人的刑事年龄等问题。分则部分对各种罪刑也作了明确规定，司法人员在追究犯罪行为中，只能以刑法为准绳。从而实现了罪之法定。

　　三、罪刑法定在刑事司法中的贯彻及完善

　　罪刑法定就是在定罪量刑时，既要考虑刑法的目的和价值，既要以分则为依据，也要根据总则规定，只有结合二者才能作出合法合理的裁量。为此，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：

　　二要增强立法的前瞻性。任何法律都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规束，这要求它既要符合现实，又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。当然，由于社会发展太快，同时由于立法水平和技术上的原因，法律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情况，但是法律需要一定的前瞻性，用于引导刑法发展的未来趋势。坚决废除司法裁量类推制度，完全实现罪疑从无、无罪推定。

　　当然，罪刑法定原则作为法治的精神和要求，也需要我们在贯彻这一原则时，不能仅强调实质上的合理，只追求实体正义，还要追求形式上的合理，实现程序正义。只有将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结合起来，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贯彻这一原则，在刑事法治中做得更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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